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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1957年《莱茵州柏尔兹行政强制执行法》将强制金定为3-500马克。

如前文所述，该法的通过在巴黎引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以及右翼历史学家的自杀抗议。[⑩]JohnLichfield,"Far-rightFrenchhistorian,78-year-oldDominiqueVenner,commitssuicideinNotreDameinprotestagainstgaymarriage",inIndependent(London),21May2013. [11]Cf.Loin°99-944du15novembre1999relativeaupactecivildesolidarité.关于该制度的中文详细介绍可参见邵廷娟：《法国民事互助契约制度》，载《环球法律评论》2007年第3期。

法国模式中，议会是同性婚姻权保障的主角，而美国模式中，联邦最高法院则是主角，或者说，法国议会在同性婚姻权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相似的，这一点几乎体现在每一个方面。该法律建立了民事互助契约（PACS）制度，据此，两个异性或同性的成年自然人可以为组织其共同生活而缔结民事互助契约，此种契约与婚姻一样需要履行特定的手续，民事互助契约需要向初审法院的书记处申报并获得登记，而婚姻则需要由户籍官主持结婚仪式。相关的问题是，私人是否有权拒绝向同性伴侣提供服务，例如，私营店主是否有权援引宗教信仰自由拒绝向同性伴侣出售商品或提供服务，是否有权拒绝雇佣同性恋者？截止本文定稿之时，尚未产生宪法委员会的最新判例，因此这些问题的解决仍有待进一步观察。但在法国行政法中，户籍官的职责是严格执行法律，而《民法典》关于婚姻要件的规范、《地方公共团体一般法典》关于户籍官婚姻登记职责（包含登记要件）的规范都意味着户籍官只能为一男与一女之间的结合进行婚姻登记，而无权法外施恩，在法律的明确规定之外给予同性伴侣婚姻登记。宪法委员会于2013年5月17日作出第2013-669DC号判决，逐一分析并最终驳回了申请人的各项理由，裁定婚姻定义的变化和同性婚姻制度的建立符合宪法。

事实上不只是不予承认，同性恋在法国甚至长期受到主流宗教势力、社会团体甚至政权当局的打压和排挤。（三）法国模式的特点及与美国的比较 在确立同性婚姻权的道路上，法国模式与美国模式极为不同。上述条款是政策目标式条款，并没有设定直接针对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其根本法效力的实现主要在于对国家权力运行的引导，即国家机关特别是享有立法权的机关有义务将上述政策目标规范化和制度化。

[14]我国宪法中的大多数基本文化政策条款，都采用了国家发展、国家鼓励、国家培养的主谓语结构，国家是行动的主体和义务的承担者。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的Akhil Reed Amar教授将美国宪法比喻成新世界的雅典卫城，是18世纪80年代世界所见最民主行为的产物。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结晶，与法治对立的是人治，如果人治意味着专制、集权、善变和奴性，法治则意味着民主、秩序、稳定和尊严。……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形成的多元文化格局，是在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地位不变的情况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背景下的文化多样化发展。

团体自治权，是指社会组织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权利[23]，可以被视为未列举宪法权利，是一种新兴的宪法权利，可以通过对宪法中的概括性人权条款的解释或宪法修改而加以保护。注释: [1]韩大元：《认真对待我国宪法文本》，《清华法学》，2012年6期。

从立法者的法理学出发，我们首先关注的是法律如何建构国家主权并奠定国家政治秩序，这就要考虑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现行宪法于1982年12月4日颁布实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法律化的结果。民主的人事任免制度则化解了权力更迭过程中的统治危机。现代地方制度则缓解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张力。

我国著名法理学家张文显教授提出法治和国家治理要实现的秩序是‘包容性秩序，即是一种使自由而平等的竞争和人道主义的生活成为可能的秩序，是摆脱了单纯偶然性、任意性、不可预测性的秩序，是各种社会分歧、矛盾和冲突能够在道德精神和法律理性的基础上得以和平解决或缓和的秩序，是社会组织健全，社会治理完善，社会安定团结，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秩序[9]139。[14]任喜荣：《社会宪法及其制度性保障功能》，《法学评论》，2013年4期。[10]109以宪法为统帅构建起的法律体系的实施可以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协调和可持续，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交流使彼此联系在一起，使个人与组织、社会、国家联系在一起，使人在过去、现在、未来的联结中发现自我，实现价值。

对于当代人而言，宪法的内容总是意味着国家的权力怎么分配，个人的权利有哪些以及如何进行救济。[7]卡洛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陈尧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6年。

不同的维度展现宪法价值的不同方面，既紧密相连又无优劣先后之分。[8]张文显：《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法学》，2014年4期。

公共生活领域是一个体现自由、公意、法律、秩序相结合的道德共同体。这一修正案的制定，不仅是成文宪法时代解决未列举权利问题的首次实践，更重要的是，它开启了未列举权利的对话机制。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具有宪法精神的公民才能成为推动宪法实施的伟大力量。宪法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宪法是最具有稳定性和权威性的法律，宪法为未来的生活，即后代人的生活提供了稳定可遵循的社会秩序。关于批评和建议权的有关规定，为信访、听证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权利基础。

如《联邦德国基本法》规定：人的尊严不可侵犯。人的尊严也是我国宪法的最高原则，蕴涵于我国宪法的规范体系之中。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权的规定，为少数民族公民的民主参与提供了规范依据。人的尊严蕴涵于宪法具体基本权利规范体系之中。

有必要从政治民主的维度、法治秩序的维度、公共生活的维度、个人权利的维度以及后代人利益的维度，分析宪法的基本价值这样一个时代话题，为中国最终走向依宪治国，为公民宪法观念的养成以及中国宪法文化的形成提供理论的支撑。摘要：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中国的宪法实施和宪法理论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以市场经济秩序为例，我国宪法总纲的第6至第18条都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规定，目前通过的31条宪法修正案有14条是关于经济条款的修正，2条是关于国家发展阶段的修正，涉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改革和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内容，也与经济秩序相关。和谐发展既是一种东方智慧，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包含着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生存密码。这启发我们对于宪法的重要性可以从多个维度出发加以探讨。人道精神是公共生活的道德要求，也是社会自治的道德前提。

《决定》中对公民的民主参与问题的规定，是对宪法相关内容的具体化和细节化。参与民主理论认为：真正的民主应当是所有公民的直接的、充分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的民主，从政策议程的设定到政策的执行，都应该有公民的参与。

笔者认为作为合格的现代公民应该至少从政治民主的维度、法治秩序的维度、公共生活的维度、个人权利的维度以及后代人利益的维度出发理解宪法的价值，从而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宪法文化氛围，弘扬宪法精神，为全面实现依宪治国提供观念和文化的基础。事实上，我们在研究基本权的时候，常常是在寻求与确定基本权的限制，总在个人自由(私益)与团体生活(公益)之间，衡量两者处于紧张状态的轻重关系，思考如何将此紧张状态找到平衡点，而做出最适宜的利益衡量。

开放的人际交流在现代国家中，使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成为具有独立意志的个体并具备了选择的自由。[15]宪法的规定反映了我国文化发展的现状。

[19]4平等保护各种文化形态，实现文化多元是现代宪法在文化政策方面的普遍性原则。有宪法学者从我国宪法的整体结构以及宪法基本权利体系出发，论证了人的尊严在我国宪法中的核心价值地位及其宪法上的规范依据。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在法律的效力位阶中处于最高处或者最顶端。我们可以在许多国家的宪法中，看到对特定道德体系的支持，尤其是一些没有实行政教分离原则的国家、拥有被殖民历史的国家、从主权国家脱离而独立的国家以及其他试图保持文化特殊性的国家等。

公共生活是指公民在通过聚会、社团组织、大众媒介等交往形式所形成的公共空间里围绕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而进行的社会交往、自由对话、表达意见、政策参与、监督公共权力等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共同生活。对此有学者指出：不论是历史流传下来的人治传统、计划经济形成的威权统治，还是现实利益集团的阻碍和社会对强势政府的需要，抑或是一党执政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都会导致公权力超越法律之上从而破坏法治。

[4]高全喜：《政治宪法学纲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8]我国宪法为公民的民主参与提供了根本法的规范依据。

[17]张康之、张乾友：《共同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兴衰史》，《学术研究》，2009年10期。[32]许育典：《宪法》，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6年。